杜莹中国粮食自给率必须保持在70以上不能继续下降

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粮食及重要农产品供需关系经历了从“吃不饱”到“吃饱”再到“吃饱”的历史性转变。 随着消费结构升级和供给侧结构性变化,国家粮食安全被赋予了新的含义,粮食安全问题越来越重要。 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是治国理政的头等大事,也是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物质基础。 当我们迈向现代化新征程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这个基础是否牢固,而且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新的启示。

一、中国粮食自给率的变化及原因

2021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20周年。 20年来,中国农产品贸易规模不断扩大。 2000年至2020年,中国农产品贸易额从268.5亿美元增长到2468.3亿美元,年均增长11.7%,全球排名从第12位上升至第2位。 同期,我国农产品进口额从112.3亿美元增至1708.0亿美元,年均增长14.6%; 出口额从156.2亿美元增至760.3亿美元,年均增长8.2%。 值得注意的是,2004年以来,我国农产品对外贸易由净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 特别是2009年以后,贸易逆差持续扩大。 到2020年,农产品贸易逆差扩大至947.7亿美元。 ,“大进小出”已经成为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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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品种看,粮食自给率始终保持在97%以上,油籽、大豆、食糖、肉类、奶类进口大幅增加。 近20年来,油料作物自给率从81.0%下降到25.1%,大豆自给率从60.2%下降到17.0%,食糖自给率从92.8下降%下降到75.7%,肉类和奶类自给率从99.2%和98.3%下降到93.4%和91.6%。 这说明我国粮食基本可以自给,缺乏的主要是蛋白质食品,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

粮食自给率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指标。 我们使用两种方法来计算中国粮食自给率的变化。

方法一:将进口农产品按照国内单产水平和出肉率折算为种植面积,再扣除出口农产品所占播种面积,看净进口虚拟播种面积占总播种面积的比例​​国内农作物。 总体情况如表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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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2000年、2010年、2020年3年,净进口农产品虚拟播种面积分别为-1.47亿亩、4.79亿亩、5.77亿亩,占净进口农产品的比重分别为-1.47亿亩、4.79亿亩、5.77亿亩。当年国内农作物播种总面积。 分别是-1.8%、9.4%和23.2%。 可见,三年我国粮食自给率分别为101.8%、90.6%和76.8%。

方法二:将不同农产品中所含的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按照统一标准进行换算,从而得到热量自给率。 结果如图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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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2可以看出,我国热量自给率从2000年的96.7%下降到2019年的76.9%。

两种方法的计算结果大体一致,表明近20年来我国粮食自给率从100%左右下降到目前76%左右的水平,年均下降1个百分点以上。

我们还比较了中国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卡路里自给率的变化,如图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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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图3可以看出,近20年来,日本的热量自给率从40%下降到37%左右,韩国从50%以上下降到43%左右,台湾一直在35%左右波动。 %,而我国热量自给率的绝对水平明显高于这三个​​国家和地区,但下降的速度明显要快得多。

那么,到2035年中国基本实现现代化时,中国的粮食自给率会怎样呢? 我们利用黄季焜对2035年中国14种食用农产品的预测以及日本农林水产省的粮食供需平衡表,测算了中国2035年的热量自给率。结果显示,中国的总热量自给率届时,充足率可能会从目前的76%上升。 %进一步下降至65%左右。 这一水平大致相当于日本20世纪60年代末、台湾1970年代初、韩国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

从品种上看,到2035年,我国小麦、水稻自给率可分别保持在96%和97%以上; 玉米缺口持续扩大,从目前的1130万吨扩大到3500万吨,自给率从95.6%下降到90%左右; 大豆缺口持续扩大,进口持续增加,自给率维持在17%左右; 随着玉米进口增加,猪肉自给率预计将较目前的92.8%小幅回升,但牛羊肉、牛奶等产品供需缺口进一步扩大,自给率已从分别由目前的76%和67%降至73%和58%。 说明未来我们仍然缺乏的是蛋白质,尤其是优质蛋白质食品。

日本经济学家大冢敬二郎认为,土地资源稀缺国家的农业将遇到三个明显的问题:粮食不安全、部门收入不平等以及高收入阶段农业比较优势下降导致的粮食自给率下降。 他把这三个问题分别称为“粮食问题”、“收入问题”和“粮食自给问题”。 我们认为,大冢敬二郎的这次讨论有助于我们把握人多地少国家农业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也非常符合中国的国情。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解决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粮食绝对短缺的问题。 新世纪以来,工业反哺农业的问题初步解决。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尚未解决的问题是竞争力。 粮食自给率下降引发的粮食自给率下降问题,是新阶段中国农业面临的真正挑战。

中国粮食自给率持续下降的根本原因是中国农业相对于世界主要农产品生产国的竞争优势总体呈下降趋势。 我们利用贸易专业化指数(TSC)来比较各国农产品的比较优势。 TSC值范围为-1到1。-1表示该国仅进口而不出口该产品,1表示该国仅出口该产品。 不是进口的。 从图4可以看出,我国大部分农产品不再具有比较优势。 其中,除蔬菜、鸡肉仍具有比较优势外,羊肉、糖、猪肉、小麦等具有比较劣势,大豆、牛肉、玉米、棉花、乳制品等具有比较劣势。 存在明显的比较劣势。 从加入世贸组织近20年来的情况看,我国农业竞争力下降在2004年至2014年最为突出。在此期间,我国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成本加速上涨。 每亩成本、每50公斤成本已超过世界主要农产品产量。 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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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构建农业新发展格局两大重点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这与党的十八大以来确立的“以己为先、立足祖国、确保产能”的方针是一致的。 “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完全一致,都强调要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以自己为主、以国内为中心”的基本方针。 这是中国作为人口大国、世界第一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的事实以及我们不能受制于人的战略考虑所决定的。 是的,中国必须始终把饭碗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现在看来,“以己为先、以国为重”,不仅意味着口粮绝对安全、粮食基本自给,而且对可靠的粮食安全提出了要求,千方百计保住我国粮食自给自足。 ——充足率处于合理水平。 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用‘两个市场’,但要有安全线,一旦超过,就会亮起红灯。”明确重要能源的国内生产战略。” 据此,根据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有关文件精神,结合国内需求增长和供给潜力以及经济形势变化,国际市场,我们建议中国下一个时期的粮食自给率要努力保持在70%以上,不能让它继续下降,不能重蹈日本、韩国的老覆辙。否则,对于我们这样的大国来说,我们就会失去现代化的主动权。另一方面,“适度进口”也是必要的,这是由我国人均农业资源相对匮乏的基本国情决定的。进口不仅可以缓解国内资源和环境压力,而且有利于我们腾出宝贵的农业资源,集中力量保障基本口粮、粮食和粮食安全。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充分有效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不能仅仅依靠进口贸易。 鉴于未来国际贸易的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我们主动“走出去”构建海外食品供应链、掌控一定数量的股权产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立足全国,保持合理的粮食自给率涉及实施“藏粮于地、技储粮”战略、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科技”等多方面内容。 建设具有国际视野的海外供应链涉及“走出去”面临的诸多风险和挑战,这需要我们在加强顶层设计的前提下,扎实开展构建农业发展新格局的各项工作。有针对性的方式。 这里我重点谈谈对这两个方面两个重点工作的看法,一是种子产业扭亏为盈,二是打造海外供应链。

(一)打好种业扭亏为盈

在既定水土资源的前提下,实现可靠的国内粮食安全基本要求的根本出路在于科技进步和良种突破。 这些年来,我国在良种研发和推广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种业现状仍然不能高估。 例如,2019年,中国玉米和大豆单产水平仅为美国的54.6%和57.4%,油菜籽单产水平仅为加拿大的73.6%。 近20年来,年均收益率增幅明显落后于美国和加拿大。 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我国种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拉大; 又如,我国农作物、畜牧水产品“引进—退化—再引进—再退化”的恶性循环始终没有被打破,这说明中国在良种方面的自主权并没有被打破。 研发和创新能力还不够。

研究表明,我国种业存在以下突出问题。 一是行业集中度低。 德国拜耳、美国杜邦陶氏等全球排名前十的种业公司销售额占据全球种业市场份额的60%以上。 然而,我国种子企业有7200多家,排名前十的种子企业市场份额不足20%。 %。 二是种业市场滋生混乱。 不少种子公司没有研发能力,将进口品种经过仿制抄袭或整容改造后推向市场,造成套牌品种泛滥; 违法成本低,打假成本高,造成“劣币驱逐良币”,湮灭了自力更生的创新积极性。 三是种质资源库建设滞后,普查、收集、保存工作起步较晚,特别是DNA指纹识别发展不够,导致育种材料短缺。 四是基础研究差距巨大。 总体而言,发达国家育种已进入“生物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信息技术”时代。 分子标记辅助育种为主要阶段,生物育种长期未实现产业化,与国外差距进一步拉大。 第五,产学研育脱节。 一方面,种业企业创新主体作用仍较弱; 另一方面,高校和科研机构分散、单打独斗,受现有科研体系和成果评价体系的制约,与企业合作意愿不强。 六是新品种审定和管理制度亟待完善。 一方面,注册品种“多、杂、乱”,该管的不管; 另一方面,基因编辑品种仍按转基因产品管理,人为阻碍生物育种产业化。

种业打赢扭亏为盈意义重大,是进一步释放我国农业生产潜力的关键和突破口。 对此建议:一是净化种业市场。 修改《种子法》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建立实质衍生品种审查认证制度,严厉打击假冒套牌违法行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真正形成积极激励,鼓励自主创新。 二是加强种质资源库建设,重点加强库内品种的DNA鉴定和性状挖掘,为广泛推广生物育种奠定物质基础。 三是切实加强基础研究,在保持杂交育种优势的同时,重点支持基因编辑技术研究,突破生物育种技术瓶颈,鼓励生物育种产业化; 建立健全能够充分体现智力成果价值的分配机制,实行“科技清单”和“揭榜负责”制度,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四是打造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机制。产学研、培育推广相结合,鼓励隆平高科、先正达、华大基因等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按照市场导向、产业牵引、科技带动、科技带动的原则建设。利益共享,产学研战略合作平台建立股权激励合作机制,营造有利于自主创新的政策体系和研发生态。设计我国种业发展,明确种业发展的技术路线; 严格规范品种认证; 遵循国外通行做法,将基因编辑产品视为传统育种产品,积极稳步推进转基因技术研发。 总之,我们必须打好种业翻盘仗,带动新时代我国农业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夯实国家粮食安全基础。

(二)打造海外供应链

自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农业“走出去”,特别是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农业“走出去”步伐明显加快。 据商务部统计,2011年至2020年,中国农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1829家,分布在118个国家(地区),对外直接投资207.5亿美元。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一统计仅限于养殖业和初始投资。 如果按照全产业链、全口径计算,实际投资存量远大于现有统计数据。

农业“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 2021年以来,我们累计走访了20多家农业“走出去”企业。 我们的研究表明,农业企业“走出去”的合理性不断增强,与国内供给结构的互补性不断增强。 一些领域通过并购实现了“弯道超车”。 成绩是显着的,但同时也暴露出很多问题。 一是“单打独斗”现象普遍存在,缺乏信息和资源整合机制。 一方面,“走出去”企业平均规模较小,相互竞争,生产加工单一环节投资较多,全产业链投资较少,应对风险能力较弱,缺乏获取海外信息的途径。 另一方面,政府层面的战略指导还不够。 二是政策支持力度有待加强。 境外投资风险高、融资门槛高,国内金融保险机构对“走出去”企业支持力度少,境内外资金流动渠道不畅通,应对汇率风险的保险种类少。 三是缺乏专业化、综合性人才,不能适应国际化经营的需要。 四是“走出去”企业本土化做得不够,社会责任意识淡薄,不利于树立中国企业形象,也不利于海外项目稳定长期发展。 五是权益类产品回运受阻,境内外企业不能一视同仁。 前者主要指配额内的产品,后者主要指企业的海外并购。

针对农业“走出去”存在的问题,需要从优化“走出去”战略、加强政策支持和引导等方面加强和改进工作,努力提高农业“走出去”水平。农业迈上新台阶。 具体来说,有几个关键点:

一是明确“走出去”的战略重点和切入点。 未来一段时期,我国国内供应短缺将主要是肉、奶等优质蛋白食品和玉米、大豆等基质产品。 这应该成为构建海外供应链的重点领域,以提高中国控制此类食品供应的能力。 我们要统筹安排“走出去”的战略布局,而不是“抓眉毛胡须”。 从“走出去”的角度来看,直接购买和租赁土地种植粮食政治性和社会性过于敏感,失败多,成功少,并不是明智之举。 事实上,掌握海外股权产品并不需要获得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 从贸易角度把握供应链,是ABCD等老牌国际粮商的惯用做法。 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规避海外风险,向上下游延伸还可以达到控制股权产品的目的。 因此,“走出去”必须找准切入点,做到精准定位。

二是优化“走出去”思路和投资方式。 从贸易方面控制供应链通常只有大企业才有可能。 事实上,中粮、中化、光明、鹏欣、广东农垦、新希望等大型企业都以这种方式“走出去”,不仅仅是农业“走出去”。 发挥了鹅形成模式的引领作用,成长为中国农业跨国公司,为实现国家战略意图承担主要责任。 事实表明,越是大型涉农企业向国际产业链高端迈进,带动其他中小企业的能力就越强。 从这个意义上讲,支持大型农业跨国公司发展,就是支持农业高水平开放。 同时,也要重视发挥中小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作用。 这些企业应尽量采取“抱团走出去”、“借船走出去”的方式,积极参与大企业海外供应链上下游的分工合作。 。

三是强化农业“走出去”政策支持。 设立农业“走出去”专项引导基金,对符合国家外交全局和海外农业战略布局的项目给予重点支持。 引导金融机构开发长期低息信贷产品,探索仓单质押、权益类产品质押等新型担保方式,鼓励符合条件的企业境外发行股票、债券,拓展境外投融资渠道。 鼓励推出适合境外农业投资的保险产品,对冲汇率风险。 原则上支持“走出去”农业企业“拓展产业、产品回流”,对符合条件的境外股权产品给予专项配额。 对中资企业境外并购,原则上给予国民待遇。 比较研究中资企业享受国内农业支持和优惠政策的海外重点项目的可行性。 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动员国内高校和培训机构帮助企业加大所需人才培养力度,放宽国际化人才任用条件,海外项目更多使用本土人才。

四是引导“走出去”企业认真履行社会责任。 “走出去”企业要牢固树立“共建共享、互利共赢”理念,积极承担就业、环保、教育、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社会责任,加强与所在国人民的文化交流。让他们落户,让他们分享项目效益,提高当地管理水平,保证企业稳定长期发展,树立中国企业良好形象。 对企业“走出去”的政策支持要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挂钩。

五是搭建综合服务平台,加强信息收集和政策引导。 依托现有农业“走出去”部际联席会议机制,壮大实力、整合资源、拓展功能。 一方面,我们将收集整理重点国家信息,编制发布境外农业投资指南,建立风险评估和预警体系,帮助企业规避化解风险; 另一方面,全面掌握农业“走出去”全局,跟踪“走出去”企业经营情况,为“走出去”企业开展对接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

(作者杜莹是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主任。本文为杜莹在清华大学主办的“清华三农论坛2022”论坛上的演讲内容) 1月8日清华大学农村研究所,经本人确认,并授权该论文发表,标题为编辑添加。)